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，从来都是小学生

我七岁时，外婆意外中风去世。去世前三天，我被带到她病床前。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，外婆已经生命垂危，我完全不知道，那是后一面。我被匆匆带去，又被匆匆带走。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，我才知道她死了。至今，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，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，恨了父母整整半年。那一个月，我趁父母不注意时，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，背着上学。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：“外婆还在。”

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，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

“人为什么要死亡？”“人死后会去哪里？”“为什么死掉的是他，而不是别人？”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，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，我们不是搪塞回避，就是胡乱作答：“他在睡觉”“他去旅行了”“他上天堂了”……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。在我们的教育中，一直缺席“死亡”这一课。

白岩松说：“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，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。”

死亡教育在欧美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。这种教育首先是从各种书籍开始的。比如像《爷爷变成了幽灵》这样的绘本。书中讲了一个男孩，他叫艾斯本。艾斯本喜欢的人是爷爷霍尔格。

一天，霍尔格突发心脏病而猝死。艾斯本伤心极了，哭个不停。那晚，爷爷回来了，坐在橱柜上。艾斯本很奇怪：“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死了吗？”“我也以为我死了。”爷爷说。艾斯本说：“噢，你变成了幽灵！”艾斯本有本关于幽灵的书，书上说，只要幽灵愿意，就可以穿墙而入。“那我也来试一试。”爷爷说。他穿墙走了出去，然后又走了回来。“爷爷，你真成了幽灵，太好玩啦！”于是，爷爷每晚都来找艾斯本玩。然而有一天，爷爷叹气说：“我一点都不快乐，我不能总当一个幽灵吧！”他从书里得知，如果一个人去世时忘了做一件事，就会变成幽灵。“我想了好多天，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事。”为了帮助爷爷，小艾斯本和他一起想。爷孙俩回忆起了很多快乐的往事：他们去游乐场，坐过山车时差点吐了；他们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种树；他们在看一场电影时呼呼睡着了；…………“我想起来了。”爷爷突然大叫。“什么事？”艾斯本问。“——我忘记对你说再见了！”爷爷说。爷爷和艾斯本都哭了。“再见——”后，爷爷穿墙走了。艾斯本不停挥手，目送爷爷消失于黑暗中。

这样的书籍就是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死亡，明白死亡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，生命有开始有结束，这是生命的定数，是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部分，生命到了这里，就该让它自然地离开。

2012年，心理学者陆晓娅，在北师大开设了“生死课”，教导学生认识死亡，认识生命。一开始，她并没抱什么希望，因为中国人太忌讳谈论“死”了，“没想到来听课的学生会这么多。”她对“生死课”的作用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，但没想到它的作用竟然会这么大。

“陆老师，上了这个课，我重新拿起了画笔。”“陆老师，我去报了个架子鼓班。”有一位学生，学了别人很羡慕的专业，但她自己却很抑郁，觉得毫无意思。上了“生死课”后，她学起了烘焙面包。烤得非常漂亮，还教给许多人。她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，“我找到了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”。

去画画不一定要成为大画家，去学架子鼓不一定要成为伟大鼓手，去学烘焙面包不一定要成为糕点大师，而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生命热情。“我什么要开设‘生死课’，就是想通过讨论死亡，帮助学生找到热情所在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，就要对人生负起责任来，需要去寻找能够让你燃起热情的东西，找到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。”这就是死亡教育的大意义。

面对死亡，我们都要补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