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,从来都是小学生


我七岁时,外婆意外中风去世。去世前三天,我被带到她病床前。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,外婆已经生命垂危,我完全不知道,那是后一面。我被匆匆带去,又被匆匆带走。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,我才知道她死了。至今,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,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,恨了父母整整半年。那一个月,我趁父母不注意时,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,背着上学。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:“外婆还在。”

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,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

“人为什么要死亡?”“人死后会去哪里?”“为什么死掉的是他,而不是别人?”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,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,我们不是搪塞回避,就是胡乱作答:“他在睡觉”“他去旅行了”“他上天堂了”……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。在我们的教育中,一直缺席“死亡”这一课。

白岩松说:“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,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。”

死亡教育在欧美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。这种教育首先是从各种书籍开始的。比如像《爷爷变成了幽灵》这样的绘本。书中讲了一个男孩,他叫艾斯本。艾斯本喜欢的人是爷爷霍尔格。

一天,霍尔格突发心脏病而猝死。艾斯本伤心极了,哭个不停。那晚,爷爷回来了,坐在橱柜上。艾斯本很奇怪:“爷爷,你在干什么?你不是死了吗?”“我也以为我死了。”爷爷说。艾斯本说:“噢,你变成了幽灵!”艾斯本有本关于幽灵的书,书上说,只要幽灵愿意,就可以穿墙而入。“那我也来试一试。”爷爷说。他穿墙走了出去,然后又走了回来。“爷爷,你真成了幽灵,太好玩啦!”于是,爷爷每晚都来找艾斯本玩。然而有一天,爷爷叹气说:“我一点都不快乐,我不能总当一个幽灵吧!”他从书里得知,如果一个人去世时忘了做一件事,就会变成幽灵。“我想了好多天,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事。”为了帮助爷爷,小艾斯本和他一起想。爷孙俩回忆起了很多快乐的往事:他们去游乐场,坐过山车时差点吐了;他们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种树;他们在看一场电影时呼呼睡着了;…………“我想起来了。”爷爷突然大叫。“什么事?”艾斯本问。“——我忘记对你说再见了!”爷爷说。爷爷和艾斯本都哭了。“再见——”后,爷爷穿墙走了。艾斯本不停挥手,目送爷爷消失于黑暗中。

这样的书籍就是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死亡,明白死亡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,生命有开始有结束,这是生命的定数,是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部分,生命到了这里,就该让它自然地离开。

2012年,心理学者陆晓娅,在北师大开设了“生死课”,教导学生认识死亡,认识生命。一开始,她并没抱什么希望,因为中国人太忌讳谈论“死”了,“没想到来听课的学生会这么多。”她对“生死课”的作用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,但没想到它的作用竟然会这么大。

“陆老师,上了这个课,我重新拿起了画笔。”“陆老师,我去报了个架子鼓班。”有一位学生,学了别人很羡慕的专业,但她自己却很抑郁,觉得毫无意思。上了“生死课”后,她学起了烘焙面包。烤得非常漂亮,还教给许多人。她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,“我找到了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”。

去画画不一定要成为大画家,去学架子鼓不一定要成为伟大鼓手,去学烘焙面包不一定要成为糕点大师,而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生命热情。“我什么要开设‘生死课’,就是想通过讨论死亡,帮助学生找到热情所在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,就要对人生负起责任来,需要去寻找能够让你燃起热情的东西,找到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。”这就是死亡教育的大意义。

面对死亡,我们都要补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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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咨询师简介 ——
陈思危
资深咨询师
我们的生活由无数精彩的部分组成,而能够承载我们幸福与快乐主要是我们的家庭、感情、职业,而这些部分又和我们的个人成长密不可分。当我们远离内心的自己,失去与自己的连接,承载我们幸福的重要部分也会有所偏离我们的航线,寻找失落的自己,我们一直在路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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